旧志新用: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

来源:大众报业·大众日报客户端2022-05-12 10:23

日前,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》,其中在“完善古籍工作体系”中明确指出:方志工作主管部门应“加强本领域古籍工作”。旧方志作为地方珍贵古籍,是研究一地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、社会等必不可少的资料,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。

山东旧方志,亦蔚为壮观。据山东省图书馆1981年出版的《山东省地方志联合目录》统计,山东省历代编修的旧方志现存598种。近年来,各地方志工作主管部门结合自己的实际,挖掘、整理旧方志档案资料,取得一系列可喜成果,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需要破解。

山东有着悠久而辉煌的方志发展史。据晚清历史学家张国淦《中国古方志考》著录,山东在汉元间,纂有志书36种。由于时久事易,多已亡佚,今存者只有元于钦所修《齐乘》一书。现存明前的方志论文也只有2篇,即苏天爵《齐乘序》、于潜《齐乘后序》。

山东历代编纂的各级各类志书,普遍质量较好。从时间分布看,绝大部分志书编纂于明清时期,民国时期的旧志次之。从内容看,各州府县志记述的时间范围上下纵贯数千年,收录范围囊括地理、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人物等各个方面,因此被称为“一方全史”“地方百科全书”;从地域分布看,济南、潍坊、烟台、济宁等地修志频率较高,目前存世志书的版本也较多。

山东旧方志数量虽多,但流传不广。有些旧志历经兵火,几近绝迹。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,山东多地开始着手对旧方志进行整理,主要有影印、校勘、标点、注释和翻译等多种方式。其中,较为流行的方式是影印。与现在状况相类似,当时存世的旧县志大都面临不同程度的纸质变黄、变脆、破损,字迹模糊等状况,多地的县志资料残缺不全、纸质酥脆,已无法满足社会的正常需求。此时,有的地方立足当下或多方搜求,只要手里有一部清晰的底本,影印工作便能运行。

影印旧方志可保留旧志原貌,因此备受有古文献功底的研究学者青睐。可对一般读者而言,阅读便是一大障碍。尤其是影印本旧志底本来源不清、版本不明、校勘不精、整理不规范,不仅不能达到存真复原的目的,有的甚至会误导研究者使用错误的资料和信息。再就是影印旧志一般成本较高,印数少、价格高,让众多读者望而却步。

整理方式多样,各有利弊,关键在如何灵活而经济地运用。有一点要牢牢把握,那就是有利于使用者查阅、掌握。近年来,平阴县探索出一条旧志整理模式,相继完成6部存世旧志及清道光《东阿县志》的整理出版工作。其中,对清嘉庆《平阴县志》等三部县志进行了影印出版。

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旧志整理还缺乏统一领导和协作。只是由史志办、政协文史委、档案局等单位或部门,自发地零敲碎打去整理,受制于人力、财力等因素,旧志整理工作的轨道未能延伸。

而今,我省旧志整理工作推进迅速,尤其是2015年开始启动“山东省历代方志集成”项目。该项目将目前国内保存且可查的山东旧志全部影印集成,以《山东省历代方志集成》为总名,总名之下以现行的山东省行政区划为卷名分册出版(如省卷、济南卷、青岛卷等),各卷包含各行政区域内的所有现存旧志,统一编序、统一开本、统一装帧、统一体例、统一版式,形成一部完整的丛书。

以济南为例,济南境内县志现存41种,分布在历城区、长清区、章丘区、莱芜区、济阳区、商河县、平阴县7个区县。其中,历城区7种、长清区4种、章丘区9种、莱芜区5种、济阳区4种、商河县6种、平阴县6种。还有一些版本正在各方搜集中,此外还有数种抄本、稿本存世。各区县在工作中,对这些旧志资料大多进行了整理,例如历城区出版了《历城旧志集成》,莱芜区出版了《莱芜历代志书集成》,商河县出版了《明清商河县志集》等,除了集成的本子,各区县对每种县志也大都进行了点校或者影印。

虽然进步较大,但当前各地旧志整理工作重心主要还是在抢救性保护层面,开展研究利用还未真正起步。目前,旧志整理还面临多重问题,比如缺乏专业人才的问题。

古籍整理工作专业性较强,对整理者的古汉语水平要求较高。虽然旧方志大部分资料来自当时的文献、典籍和编者的耳闻目睹,可以说这些资料大部分是可靠的,但也夹杂不少水分。何况,在封建社会,编修地方志业已被统治者视为必要的资治项目。于是,从省志到州志、府志、庙志、亭志、桥志、书院志等,纷纷涌出,其中不少仓促成书,材料往往没有核实或推敲过。

这增加了旧志整理工作的难度,需要整理者了解并熟悉地方风俗、地理县情等。而从多地编辑队伍看,从事地方志工作的专业人员较少,有青黄不接之势,以致有些区县的地方志整理处于停滞状态。若想整理出优秀的旧志,摆脱简单影印的老路,有必要培养、选调一批专业人才充实到地方志队伍中,为方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后备力量。

当前,我省各地旧志整理已初步解决了“有”的问题,还有待于解决“用”的问题,可从纵、横两个角度分析。

纵向看,整理和利用旧方志至少有如下目的:一是为当前编写新方志提供史料;二是为科学工作者提供科学研究资料;三是服务经济、文化、社会建设。方志保存着大量的有关社会和自然方面有用的资料。如果不能把旧方志中有用的资料科学地发掘、研究、整理利用,新志或许成了无本之木、无源之水,割断了历史。因而,在人力许可的条件下,应按照科学门类,分别编出详细“索引”,以便检索,为地方建设提供地方情况资料,更可为参史、编史提供详实的地方史料。

在旧志的深度整理、二次开发上,尚需开阔视野、大步向前。如,将已整理的旧志与当下有效“焊接”,通过旧志达到纲举目张,把今天修志工作中所需要的历代资料逐一收集,像历代纂修志籍时所未能见到的各朝代的实录、起居注,以及历代大型地理图籍、各朝代的会要、大事记、年谱、人物传记,以至历代的笔记、小说、游记、书信集等。此外,鸦片战争以后,山东各地出版的报纸、刊物和书籍,及国外有关山东的图书资料,及近百年来齐鲁各地发掘出土的文物资料,也必须吸取。至于在各市、县本身范围内,发动群众进行本地文物、古迹、金石碑刻、历史文献和地方人士著述、民俗传说等的普查、征集,也十分重要。

横向看,旧志整理还有很大发挥空间。当旧志的数据量沉淀得足够厚重时,其科研价值越大。大约从明朝开始,修撰者有意识地把方言词语、方音、俗语、歌谣等作为方志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记录。方志修撰者多为当地学术或文化名流,以当地人记录当地方言、方音,准确性相对较高。旧方志中的方言文献,是了解、研究汉语方言及民族语言的历史、演变等可靠而珍贵的第一手资料,极大弥补了传统文献中对方言记录的不足,为历代小说戏曲文献中方言俗语的释读提供了新的视角,为大型历史方言工具书的编撰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语料。

整理旧志是起点,要向着为地方经济、文化、社会发展提供智慧这个目标奔赴。当下,不能仅满足于旧志的收集整理,而需要组织力量加强对旧志的研究,加强旧志整理成果的转化与利用工作,通过专题整理、社区宣讲、送成果到基层等方式,积极引导全社会阅读、利用地方志。通过研究,重点在古镇古村古街巷的保护、重点文物的修复传承、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等方面发挥旧志的史料价值,为决策者提供科学有效的文献依据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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